观点 | 这个世界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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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这个世界会好吗？
这个世界会好吗
文/蠢朋克
如朋霍费尔所说：“有责任感的人所问的终极问题，不是‘我怎么能英雄般地摆脱这种事务’，而是‘未来的一代人将怎样生活’。”只要你我愿意，这个世界，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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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一个传统的初中。在那里，每周一都要在操场集会进行升旗仪式；每天都要做广播体操，到了初三还要升级成体能训练；每天早晨都会有保安和教导主任在门口检查校卡的佩戴情况；定期会由教导主任检查指甲和头发，不合格者需在期限内“整改”自己。
从初二开始，我每天都很认真的学习。并不是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梦想，只是觉得这是我一个初中生该做的。学习之余便是看书，从《项羽与刘邦》这样的历史小说一路看到王小波、奥威尔、昆德拉，等等。
直到初三才意识到中考是怎么回事。因为自己在原初中名列前茅，也听说深中管的比较松，便以深中为第一志愿。考前班主任和其他老师都对我期望很大，希望我能冲八百分。而我，本以为按我平时认真刷题的习惯和模拟考的成绩，上700分还是绰绰有余的。
可12年中考的成绩下来，我只有663分。得知成绩的那时我正在和初中同学登梧桐，还未到山顶的我们知晓了自己的中考成绩，没有一个人满意，悻悻然地下了山。
本以为就此要跟深中告别，前往高级中学。垂头丧气了一段时间，决定洗心革面去往高级“重新做人”。可其他考上高级的同学都去报道了，我却什么消息也没收到。
消息最后还是来了，来的是深中发来的短信。凭着指标生的名额，我还是来了。来之前我可未曾听闻八年课改，不知“自由民主”不知《涅槃周刊》不知游园会不知体系不知单元……而来之后我马上就爱上了这里。传承爱的学长团、偷讲小话也不严惩的军训、五彩斑斓的社团、“高端洋气”的四大体系……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之前所不敢想象的。
深中用一天就给了我集体认同感。来到这里，如鱼得水。能来这里，何其幸运。
接下来的日子却常常是懊悔和迷茫。没有了压迫（老师的压力、中考的压力），学习难以专注；有着许多想法，却没有行动力去把它们实现（或者说是“懒”）；想要面面俱到，却总是都做不好。
我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偏”的人：“偏门”、“偏科”、“偏激”。我对一些小众乐队如数家珍，也可以口若悬河地讨论许多文史大家，却连一些基础字音也读不准；我在一次期末大考考了标准实验的三百多名，只有一科进了前一百——历史拿了年级第一；我对很多社会话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在政治立场上常与人不同，而我会执着较真地与他人辩论——有时甚至会提高语调到近乎吵架。
在这“混乱不堪”的一年里，我的“偏”和“懒”展现得“淋漓尽致”。我的地理、语文挂过科；我常常抄抄答案就把物理作业应付了事；加入涅槃周刊，在日常讨论中能滔滔不绝，工作上却时常拖稿，甚至还请了一段长假；规划过一次又一次的长期计划，从未真正坚持。
即使如此我依然喜欢高一那一年“混乱不堪”的时光。我很喜欢这个比喻：深中就像是市场。在这“市场调节”之下，大家的积极性被充分挖掘。这“调节”就是大考成绩，就是学分积点，就是周边同学、老师对你的评价。不需要什么惩罚，当我们看到不满意的成绩表时，我们自然就会去反思。在这高一的一年里，我固然常常失意，可也收获了许多。我一改初中冷漠的表情和消极的态度，积极社交、参与活动，人缘比起初中，实在是好太多；第一次通过民选担任班长，一改过去“班主任的代理人”的思维，积极推行班级民主，即使效率低下收效甚微，也获得可贵的经验；开始主动、畅快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再像初中那样摆出一副清高的样子；成为了涅槃观点的责编，作为涅槃高层最懒的那一个人开始一点一滴改掉自己的不良习惯。
面对挫折我会求变。努力之后也能从三百多名重回一百多名的水平。我开始静下心来去评估自己身处的环境，不再抵触学习，也不再以模仿学霸为志，开始寻求适合自己的方法，享受求知的乐趣。
正如薛安康老师所说：“深中会给你许多选择，却从不告诉什么的选择是对的。”在这里我们有太多自主选择的机会，小到午餐晚餐吃饭堂还是吃（哪家的）外卖，大到选择社团、选修课，乃至于适合自己的课程体系。比起其他学校更为严格也更为死板的管理，深中给予我们“迷茫的机会”，让我们能在这迷茫之中得到锻炼，逐步走向“不迷茫”。也许其他学校的人能安稳安心地走过高中三年，可到了大学到了社会，他们亦要面临着选择的种种挑战；而我相信承受住历练的深中人，会变得强大，面临种种选择时，可镇定自若，游刃有余。
常常有人谈“深中精神”。而在一年的切身体验之后，我发觉深中精神的核心并不是我们深中学子常挂在嘴边的“自由民主”。深中的“自由民主”都十分有限。常被人怀念的王铮校长，固然亲民而真诚，也曾“独断专行”（如他掌校末期与江学勤老师一起所作的改革）。我认为深中精神的核心是自主与多元。这两者密不可分：正因为自主才有更多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多元的环境和多样的追求才让“自主”得到发展的空间。犹记得涅槃创始人罗亦龙所提出的“深中的底线”：对个体的尊重、对自由的坚持以及对多元的推崇（见其《深中的底线》一文，载于涅槃周刊2009-2010年年刊）。我以为这便是对八年课改之下及之后的深中环境的最好的诠释。
而这“底线”在最近这几年多多少少被人触碰，有所谓管理愈发“严苛”的校方，亦有越来越不爱参与学校公共事务的学生。从手机管理条例、留宿事件、分宿事件到砍树、到培养目标的修改以及新学年开学初的“民主大讨论”，一方面是学校出于正当理由所推行且推崇的制度化管理，另一方面是学生在“程序正义”的出发点之下（甚至只因单纯心怀不满）所做出的种种反抗。前者一年比一年更甚，而后者的参与度则越来越低。这几年越来越多人把“深中已死”挂在嘴边。
那这个中学还会好吗？
我以为大可不必悲观。创造深中价值的人并非王铮，在他之前这所学校就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在他掌校期间深中的创造也更多的该归功于一代又一代的个性鲜明的学生和一直坚持辛勤工作的老师。时代在变，深中价值也在变。我们不能死死咬住课改的辉煌不放，真正使课改富有意义、真正使深中荣耀的，是在这个环境里学习、生活的我们，而非那些富丽堂皇的名号，亦非王校长、前王校长。我十分敬佩且向往的王铮校长并非完人，而学生常常咒骂的王占宝校长更非凶神恶煞、蠢不忍睹。在我眼里，王占宝是一位很有能力（或曰“段术”）的校长。他为深中做了不少好事，提升了深中在深圳乃至于全国教育界的身望；有着自己的教育理念（如学术性高中），并努力去实现；对学生也有足够的容忍，光是他还准许《涅槃周刊》这样一本时常批评他的学生独立杂志的存在，就足见他的气度。
我相信在王占宝先生接任校长之后所推行的管理措施，其本意都是为学生好。固然我对他的许多理念不慎认同，也很难理解像“占宝体”之类的存在，我也还是感谢他的工作与气度。我以为，他的所作所为之所以会被一些学爷学奶紧要不放，也多是因其在推行时未与学生打招呼，为经过广泛的讨论，就强行为之。就如同父母因为爱孩子而偷看孩子的日记是一种不妥当的行为一样，有好意，未必就能做好事。
未经讨论就执行，这就违反了“程序正义”。管理制度的直接承受者是学生，管理制度之下的环境的评价者亦是学生，所以说学生是有权对制度的制定提供意见的。深中现在已经建立了学生会、议事会等学生组织，无论初衷是好是坏，管理制度的推行就应该按照既定程序去做。新学年开学初的大讨论着实出乎我所料，但惊讶之余我感到的更多是惊喜。深中学子还是愿意就公共事务去据理力争，学校管理层也还是愿意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与学生沟通、聆听学生的意见。深中人，包括学生，亦包括所谓的“校方”，都还未抛弃深中精神。
然而我也不得不担忧一些事情。正如前文所说，学生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是越来越低了。这其中原因很多，在此也不多阐述。如从大环境来讲，广东的高考从“3+X”改为“大文大理”之后，学生的课业压力就重了许多。在高考这根大棒之下，在其他中学学生从高一开始就沉入题海的时候，依然有深中人愿意为公共事务付出自己的时间，这已足够可贵。或许深中“保守化”已势不可挡，但我们依然可以尽自己所能把思辨和参与的传统传承下去，我们多多少少可以把那加速度减小一点。
我眼里《涅槃周刊》等学生媒体便是这传承之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涅槃最开始的自我要求是“忠实地记录深中的变革。”只有将真实的历史传承给下一代，他们才能自己去挖掘和理解“深中精神”。我，或者说我所代表的这一级深中人，没有任何资格去要求后来的人做些什么，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他们，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如何创造新的深中。由官方记录的历史固然严谨，也更易操作，但是学生记录的历史，有着官史所没有的价值。一所学校的水平的评判者，是在其中学习生活的学生。王铮的八年课改的课程设置乃至于占宝时代的制度条文脱离环境都只是沉寂的文字，让其富有生命力的是在这大潮之中或失意或绽放的深中学子。宝贵的学生视角，是官修的历史所没有的。
继续忠实地记录深圳中学，这是我对《涅槃周刊》最基本的期望。曾几何时我以为深中已经沉寂，不再值得我们书写。如今我已不再这么想。诸如“校园民主”面临的瓶颈，所谓的“体系隔阂”，这所学校还有许多的问题没有解决，而只要问题还在，涅槃便有思辨的空间，便有表达的义务。
何勇在《钟鼓楼》中问了一个问题：“是谁提出的问题这么的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或许囿于自身的水平，或许碍于自身的眼界，我们涅槃人未必能给这些问题提供什么切实的答案，可是我们依然要思考、要表达，这是深中精神所在。一屋不扫，何以平天下？如果连我们切身所处的环境的问题都要逃避，那么我们还能怎样面对当今社会、当今中国、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问题？
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的一段话就让我印象深刻。他在《十年之后》中这样写道：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确实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脚下几乎没有根基。 每一种可设想的选择，看来都同样地不可忍受。我们完全在过去与未来之中寻求自己的灵感，企图以此来逃避现在，然而我们并未沉溺于幻想的迷梦，仍然能够平静地、充满信心地期待着我们事业的成功。不过，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负责任而有思想的前几代人所感受到的，也许同我们所感受到的完全一样，原因恰恰在于某种新的东西正在诞生，而在当时的种种选择之中，还无法把它辨认出来。”
朋霍费尔的这一段话，是在二战时期所说。而直到如今，中国社会乃至于整个世界仍面临着许多问题。“娱乐至死”、集权专制、文化殖民、恐怖主义……太多问题太多挑战，“没有根基”的感觉越发强烈。
那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作为涅槃周刊的一员，我相信，一定会好的。
《涅槃周刊》的根基除了记录深中，还有一点便是“公民理念”。这一理念在高中生上的表现就是责任感和“高中生视角”。年轻人终究要走向社会，要去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若我们年轻人在成长阶段时回避这些社会问题，不去思考，不为这些问题的解决而去努力，到我们走向人间之时，能拿什么去应对？固然社会竞争激烈，我们每个人都要为生计奔波，可若没有人停下来思考我们的“根基”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只能愈演愈烈。堆积在一起，留给我们后代的，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高中是从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的衔接阶段，是年轻人求知的黄金时代。我相信许多人在高中，尤其是在深中，都会或多或少的塑造、完善自己的价值观，对于身边的世界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相比于专家学者，高中生的思考显得更为稚嫩，但我觉得这也更为真诚；而与已踏入社会承受生存压力的大多数人相比，高中生的想法更富有理想主义色彩。他们能抛开功利去看问题，能用高深理论之外的角度去论证观点。正是这稚嫩与理想主义，让高中生的看法有自己独特的价值。
梁漱溟在他的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里这样说：“我一生啊占据我自己头脑的有两大问题，一个是中国问题，是现实的中国国家的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就是中国的衰弱危亡，社会的苦痛，这是常常地占据我头脑的一个问题。可是另一个问题远远超过、大过这个问题，就是对人生问题的怀疑，以至于对人生的否定。”
类似的这样的两个问题同样困扰着许多的人。而人的作为和在社会中的定位会影响到他自身，所以我认为，解决社会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以我个人而言，我渴望发展我的个性，就要如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所说，具有两个条件：个人有自由意志；“担干系，负责任”。其实很多事情我根本就想不通，可我还是要去想，那最基本的动机在于积极与同情。积极向上，希望自己和社会都能如此；同情，是对那些可能无法感同身受却能明确存在的忧伤、悲惨与痛苦，有着基于人性的同情。
我渴望更美好的生活，所以我要这个可以更美好的世界努力，所以我要在深中这个独特的舞台里继续成长。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梦想者”的行列当中，所以我希望深中能带着它的独特、它的理想主义、它的学术性追求继续前行下去；所以我希望深中能前行多久，承载学生思考的《涅槃周刊》就能前行多久。我亦希望深中人不会“沉溺于幻想的迷梦中”，而是“平静地、充满信心地期待着我们的事业的成功”，用自己的思辨与作为来诠释新的深中。
如朋霍费尔所说：“有责任感的人所问的终极问题，不是‘我怎么能英雄般地摆脱这种事务’，而是‘未来的一代人将怎样生活’。”只要你我愿意，这个世界，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从初二开始，我每天都很认真的学习。并不是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梦想，只是觉得这是我一个初中生该做的。学习之余便是看书，从《项羽与刘邦》这样的历史小说一路看到王小波、奥威尔、昆德拉，等等。
直到初三才意识到中考是怎么回事。因为自己在原初中名列前茅，也听说深中管的比较松，便以深中为第一志愿。考前班主任和其他老师都对我期望很大，希望我能冲八百分。而我，本以为按我平时认真刷题的习惯和模拟考的成绩，上700分还是绰绰有余的。
可12年中考的成绩下来，我只有663分。得知成绩的那时我正在和初中同学登梧桐，还未到山顶的我们知晓了自己的中考成绩，没有一个人满意，悻悻然地下了山。
本以为就此要跟深中告别，前往高级中学。垂头丧气了一段时间，决定洗心革面去往高级“重新做人”。可其他考上高级的同学都去报道了，我却什么消息也没收到。
消息最后还是来了，来的是深中发来的短信。凭着指标生的名额，我还是来了。来之前我可未曾听闻八年课改，不知“自由民主”不知《涅槃周刊》不知游园会不知体系不知单元……而来之后我马上就爱上了这里。传承爱的学长团、偷讲小话也不严惩的军训、五彩斑斓的社团、“高端洋气”的四大体系……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之前所不敢想象的。
深中用一天就给了我集体认同感。来到这里，如鱼得水。能来这里，何其幸运。
接下来的日子却常常是懊悔和迷茫。没有了压迫（老师的压力、中考的压力），学习难以专注；有着许多想法，却没有行动力去把它们实现（或者说是“懒”）；想要面面俱到，却总是都做不好。
我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偏”的人：“偏门”、“偏科”、“偏激”。我对一些小众乐队如数家珍，也可以口若悬河地讨论许多文史大家，却连一些基础字音也读不准；我在一次期末大考考了标准实验的三百多名，只有一科进了前一百——历史拿了年级第一；我对很多社会话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在政治立场上常与人不同，而我会执着较真地与他人辩论——有时甚至会提高语调到近乎吵架。
在这“混乱不堪”的一年里，我的“偏”和“懒”展现得“淋漓尽致”。我的地理、语文挂过科；我常常抄抄答案就把物理作业应付了事；加入涅槃周刊，在日常讨论中能滔滔不绝，工作上却时常拖稿，甚至还请了一段长假；规划过一次又一次的长期计划，从未真正坚持。
即使如此我依然喜欢高一那一年“混乱不堪”的时光。我很喜欢这个比喻：深中就像是市场。在这“市场调节”之下，大家的积极性被充分挖掘。这“调节”就是大考成绩，就是学分积点，就是周边同学、老师对你的评价。不需要什么惩罚，当我们看到不满意的成绩表时，我们自然就会去反思。在这高一的一年里，我固然常常失意，可也收获了许多。我一改初中冷漠的表情和消极的态度，积极社交、参与活动，人缘比起初中，实在是好太多；第一次通过民选担任班长，一改过去“班主任的代理人”的思维，积极推行班级民主，即使效率低下收效甚微，也获得可贵的经验；开始主动、畅快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再像初中那样摆出一副清高的样子；成为了涅槃观点的责编，作为涅槃高层最懒的那一个人开始一点一滴改掉自己的不良习惯。
面对挫折我会求变。努力之后也能从三百多名重回一百多名的水平。我开始静下心来去评估自己身处的环境，不再抵触学习，也不再以模仿学霸为志，开始寻求适合自己的方法，享受求知的乐趣。
正如薛安康老师所说：“深中会给你许多选择，却从不告诉什么的选择是对的。”在这里我们有太多自主选择的机会，小到午餐晚餐吃饭堂还是吃（哪家的）外卖，大到选择社团、选修课，乃至于适合自己的课程体系。比起其他学校更为严格也更为死板的管理，深中给予我们“迷茫的机会”，让我们能在这迷茫之中得到锻炼，逐步走向“不迷茫”。也许其他学校的人能安稳安心地走过高中三年，可到了大学到了社会，他们亦要面临着选择的种种挑战；而我相信承受住历练的深中人，会变得强大，面临种种选择时，可镇定自若，游刃有余。
常常有人谈“深中精神”。而在一年的切身体验之后，我发觉深中精神的核心并不是我们深中学子常挂在嘴边的“自由民主”。深中的“自由民主”都十分有限。常被人怀念的王铮校长，固然亲民而真诚，也曾“独断专行”（如他掌校末期与江学勤老师一起所作的改革）。我认为深中精神的核心是自主与多元。这两者密不可分：正因为自主才有更多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多元的环境和多样的追求才让“自主”得到发展的空间。犹记得涅槃创始人罗亦龙所提出的“深中的底线”：对个体的尊重、对自由的坚持以及对多元的推崇（见其《深中的底线》一文，载于涅槃周刊2009-2010年年刊）。我以为这便是对八年课改之下及之后的深中环境的最好的诠释。
而这“底线”在最近这几年多多少少被人触碰，有所谓管理愈发“严苛”的校方，亦有越来越不爱参与学校公共事务的学生。从手机管理条例、留宿事件、分宿事件到砍树、到培养目标的修改以及新学年开学初的“民主大讨论”，一方面是学校出于正当理由所推行且推崇的制度化管理，另一方面是学生在“程序正义”的出发点之下（甚至只因单纯心怀不满）所做出的种种反抗。前者一年比一年更甚，而后者的参与度则越来越低。这几年越来越多人把“深中已死”挂在嘴边。
那这个中学还会好吗？
我以为大可不必悲观。创造深中价值的人并非王铮，在他之前这所学校就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在他掌校期间深中的创造也更多的该归功于一代又一代的个性鲜明的学生和一直坚持辛勤工作的老师。时代在变，深中价值也在变。我们不能死死咬住课改的辉煌不放，真正使课改富有意义、真正使深中荣耀的，是在这个环境里学习、生活的我们，而非那些富丽堂皇的名号，亦非王校长、前王校长。我十分敬佩且向往的王铮校长并非完人，而学生常常咒骂的王占宝校长更非凶神恶煞、蠢不忍睹。在我眼里，王占宝是一位很有能力（或曰“段术”）的校长。他为深中做了不少好事，提升了深中在深圳乃至于全国教育界的身望；有着自己的教育理念（如学术性高中），并努力去实现；对学生也有足够的容忍，光是他还准许《涅槃周刊》这样一本时常批评他的学生独立杂志的存在，就足见他的气度。
我相信在王占宝先生接任校长之后所推行的管理措施，其本意都是为学生好。固然我对他的许多理念不慎认同，也很难理解像“占宝体”之类的存在，我也还是感谢他的工作与气度。我以为，他的所作所为之所以会被一些学爷学奶紧要不放，也多是因其在推行时未与学生打招呼，为经过广泛的讨论，就强行为之。就如同父母因为爱孩子而偷看孩子的日记是一种不妥当的行为一样，有好意，未必就能做好事。
未经讨论就执行，这就违反了“程序正义”。管理制度的直接承受者是学生，管理制度之下的环境的评价者亦是学生，所以说学生是有权对制度的制定提供意见的。深中现在已经建立了学生会、议事会等学生组织，无论初衷是好是坏，管理制度的推行就应该按照既定程序去做。新学年开学初的大讨论着实出乎我所料，但惊讶之余我感到的更多是惊喜。深中学子还是愿意就公共事务去据理力争，学校管理层也还是愿意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与学生沟通、聆听学生的意见。深中人，包括学生，亦包括所谓的“校方”，都还未抛弃深中精神。
然而我也不得不担忧一些事情。正如前文所说，学生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是越来越低了。这其中原因很多，在此也不多阐述。如从大环境来讲，广东的高考从“3+X”改为“大文大理”之后，学生的课业压力就重了许多。在高考这根大棒之下，在其他中学学生从高一开始就沉入题海的时候，依然有深中人愿意为公共事务付出自己的时间，这已足够可贵。或许深中“保守化”已势不可挡，但我们依然可以尽自己所能把思辨和参与的传统传承下去，我们多多少少可以把那加速度减小一点。
我眼里《涅槃周刊》等学生媒体便是这传承之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涅槃最开始的自我要求是“忠实地记录深中的变革。”只有将真实的历史传承给下一代，他们才能自己去挖掘和理解“深中精神”。我，或者说我所代表的这一级深中人，没有任何资格去要求后来的人做些什么，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他们，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如何创造新的深中。由官方记录的历史固然严谨，也更易操作，但是学生记录的历史，有着官史所没有的价值。一所学校的水平的评判者，是在其中学习生活的学生。王铮的八年课改的课程设置乃至于占宝时代的制度条文脱离环境都只是沉寂的文字，让其富有生命力的是在这大潮之中或失意或绽放的深中学子。宝贵的学生视角，是官修的历史所没有的。
继续忠实地记录深圳中学，这是我对《涅槃周刊》最基本的期望。曾几何时我以为深中已经沉寂，不再值得我们书写。如今我已不再这么想。诸如“校园民主”面临的瓶颈，所谓的“体系隔阂”，这所学校还有许多的问题没有解决，而只要问题还在，涅槃便有思辨的空间，便有表达的义务。
何勇在《钟鼓楼》中问了一个问题：“是谁提出的问题这么的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或许囿于自身的水平，或许碍于自身的眼界，我们涅槃人未必能给这些问题提供什么切实的答案，可是我们依然要思考、要表达，这是深中精神所在。一屋不扫，何以平天下？如果连我们切身所处的环境的问题都要逃避，那么我们还能怎样面对当今社会、当今中国、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问题？
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的一段话就让我印象深刻。他在《十年之后》中这样写道：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确实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脚下几乎没有根基。 每一种可设想的选择，看来都同样地不可忍受。我们完全在过去与未来之中寻求自己的灵感，企图以此来逃避现在，然而我们并未沉溺于幻想的迷梦，仍然能够平静地、充满信心地期待着我们事业的成功。不过，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负责任而有思想的前几代人所感受到的，也许同我们所感受到的完全一样，原因恰恰在于某种新的东西正在诞生，而在当时的种种选择之中，还无法把它辨认出来。”
朋霍费尔的这一段话，是在二战时期所说。而直到如今，中国社会乃至于整个世界仍面临着许多问题。“娱乐至死”、集权专制、文化殖民、恐怖主义……太多问题太多挑战，“没有根基”的感觉越发强烈。
那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作为涅槃周刊的一员，我相信，一定会好的。
《涅槃周刊》的根基除了记录深中，还有一点便是“公民理念”。这一理念在高中生上的表现就是责任感和“高中生视角”。年轻人终究要走向社会，要去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若我们年轻人在成长阶段时回避这些社会问题，不去思考，不为这些问题的解决而去努力，到我们走向人间之时，能拿什么去应对？固然社会竞争激烈，我们每个人都要为生计奔波，可若没有人停下来思考我们的“根基”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只能愈演愈烈。堆积在一起，留给我们后代的，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高中是从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的衔接阶段，是年轻人求知的黄金时代。我相信许多人在高中，尤其是在深中，都会或多或少的塑造、完善自己的价值观，对于身边的世界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相比于专家学者，高中生的思考显得更为稚嫩，但我觉得这也更为真诚；而与已踏入社会承受生存压力的大多数人相比，高中生的想法更富有理想主义色彩。他们能抛开功利去看问题，能用高深理论之外的角度去论证观点。正是这稚嫩与理想主义，让高中生的看法有自己独特的价值。
梁漱溟在他的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里这样说：“我一生啊占据我自己头脑的有两大问题，一个是中国问题，是现实的中国国家的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就是中国的衰弱危亡，社会的苦痛，这是常常地占据我头脑的一个问题。可是另一个问题远远超过、大过这个问题，就是对人生问题的怀疑，以至于对人生的否定。”
类似的这样的两个问题同样困扰着许多的人。而人的作为和在社会中的定位会影响到他自身，所以我认为，解决社会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以我个人而言，我渴望发展我的个性，就要如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所说，具有两个条件：个人有自由意志；“担干系，负责任”。其实很多事情我根本就想不通，可我还是要去想，那最基本的动机在于积极与同情。积极向上，希望自己和社会都能如此；同情，是对那些可能无法感同身受却能明确存在的忧伤、悲惨与痛苦，有着基于人性的同情。
我渴望更美好的生活，所以我要这个可以更美好的世界努力，所以我要在深中这个独特的舞台里继续成长。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梦想者”的行列当中，所以我希望深中能带着它的独特、它的理想主义、它的学术性追求继续前行下去；所以我希望深中能前行多久，承载学生思考的《涅槃周刊》就能前行多久。我亦希望深中人不会“沉溺于幻想的迷梦中”，而是“平静地、充满信心地期待着我们的事业的成功”，用自己的思辨与作为来诠释新的深中。
如朋霍费尔所说：“有责任感的人所问的终极问题，不是‘我怎么能英雄般地摆脱这种事务’，而是‘未来的一代人将怎样生活’。”只要你我愿意，这个世界，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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